Slow Motion 慢動作

Slow Motion (1980)

原名：Sauve qui peut (la vie) (1980)
港譯：慢動作

Director: Jean-Luc Godard
Screenplay: Jean-Luc Godard，Jean-Claude Carrière
Cast: Isabelle Huppert，Jacques Dutronc，Nathalie Baye


劇：
跟妻女分居的電視台導演 Paul Godard (Jacques Dutronc飾) 感情生活一再失意，新女友 Denise Rimbaud (Nathalie Baye飾) 也跟他疏遠，搬到鄉郊生活，盼望寧靜的環境有利寫作；跟 Denise Rimbaud 相反，Isabelle Rivière (Isabelle Huppert飾)來自鄉郊，搬到城巿生活，為求生計而當妓女……

評：
影片原名 Sauve qui peut (la vie) 的英文直譯是“Save if you can (your life)” (汝當自救)。　片中人物各有其趣： Paul Godard 活得漫無目的，聽天由命； 女友 Denise Rimbaud 無法安定下來，奔波鄉城； Isabelle Rivière 只知道賺錢，不管苦樂； Paul Godard 的妻女無情無義，只愛財物。如果以直譯名稱來說，則強調片中各人應該自救，男主角 Paul Godard 應該活得積極些，Denise Rimbaud 應該安定下來，Isabelle Rivière 應該脫離妓女生涯.......

導演 Godard 的前作 La Chinoise (1967) 中，以副標題把影片分為若干章節，這種宛如小說般的結構，在本片中重現，全片分為六部分:　-1. slow motion　0. life　1. the imaginary　2. fear　3. trade　4. music，這些副標題不單詮釋了片中人物的歷程，也隠喻現代社會的不同層面。

在片中又觸及愛情這個老生常談的課題，但有別於傳統海枯石爛、如漆似胶，或是另结新歡、貪新忘舊的愛情故事，本片裡面的愛情虛無飄渺，情感若即若離、似有還無，傳統電影敍述愛情，常描寫男女感情是如何細膩， Godard 在本片則較多表現男女主角在感情方面茫無頭緒，找不到岸，Godard 的表達也承載在這個愛情故事中，關於情感、人生、政治、藝術。

如同 Masculine-Feminine (1966) 探索法國青年的生活方式、愛情、理想、政治觀念，Godard在本片也展示法國中年人的精神面貌： 過什麼樣的生活，對政治的看法，有著怎樣的家庭關係，對於人生的追求等等。兩片的目的也同樣不在娛人，而是帶領觀眾，對種種現象進行探討。

片中主角也叫 Godard，似乎導演在向觀眾低聲說，自己也正象片中人一樣，感情虛空，生活宛如無航向的輪船，飄浮不定。

有說本片是 Godard 向商業化靠攏，但從片中所見，Godard 依然展現其實驗風格，不時將動作以慢鏡頭處理，以及跟聲音不匹配的畫面，此外還處處流露對社會的不滿，怨懟之情絲毫不亞於其六十年代時的作品，例如影片開始不久，酒店招待員對導演頻送秋波，要求導演鷄奸他，暗喻社會中溜鬚拍馬之輩，社會低層心甘情願受辱於中上層，即使受辱也面帶笑容，一臉卑鞠屈膝相； 書本朗讀中的黑鸝違反常性，從森林遷徙到城巿，再演變到遷徙到所有城巿，比喻世人為了壯大自己，做一些違反本性的事情，跟自己本性過不去之餘，也增加世間衝突； Isabelle Rivière 跟妹妹提及要做多久妓女才夠所需要金錢時，與現代都巿人的忙碌片段交互剪接，暗示現代勞工階級，就像妓女一樣，需要看盡上司老板的眼色、甚至玩弄，才可得到金錢維生； 影片裡面的大老板為所欲為，變態荒淫，Godard 借此說明絕對的權力可以腐化人，巨額金錢財富又何嘗不是，尋花問柳，妓館買笑，黃金壯起荒淫志，被巨額財富侵蝕的人，跟被絕對權力腐化的人同樣可怕； Paul Godard 結果被相熟的人用汽車撞倒，但肇事者不理不睬便開車走了，妻女也裝作沒看見，原來妻子只懂得要支票，女兒只懂得要禮物，撞車一幕意圖讓觀眾體會世間人情的冷漠； Denise Rimbaud 常想著到鄉間去，逃避煩囂人世，這寄喻了 Godard 對人世間失望，但又無力改變，只好避而遠之。

後來的英文譯名 slow motion 則明顯強調影片中的慢鏡頭，這些慢鏡頭，甚至静止的鏡頭似乎在引領觀眾：好好體味這一瞬間，或許平常這些動作發生得較快，或者太瑣碎，以至我們視而不見，或不太留意，Godard 透過定格和慢鏡，突出人物瞬那的感情，也好讓觀眾活在當下。

透過這些人物在快速運動的定鏡、慢鏡頭，要觀眾想一想這些快動作背後有什麼意義，就像很多人每天不眠不休地忙個不停，曾否停下來想一想，這樣匆匆忙忙地活動著，究竟為了什麼。另外，慢鏡頭也用於突出片中不合理或荒謬的地方，例如一女被人掌摑一幕，Godard 用意在於提醒觀眾，可有反思在周圍發生的不尋常之事，還是漠不關心、不聞不問。

本片也依然流露著 Godard 過往的電影風格，例如片中出現拿著書本或筆記朗讀，這是 Godard 的電影特色之一，La Chinoise (1967)、 Sympathy for the Devil (1968) 等…….就曾出現過類似情節； 本片也雜與政治時事評論， Godard 自從 The Little Soldier (1963)、 The Carabineers (1963) 開始，就喜歡賦予故事以政治背景與意義，本片的重點雖然不是談政治，但也偶爾加插對政治時事的看法，顯出他對當時政治的關心，例如提到古巴領導人 Castro 說美國人的工作做得比古巴人好，又有畫外音說 Castro 得以幸存，全賴美國和蘇聯的角力等等。

Godard 的電影風格，普通觀眾可能難以接受，但對於電影專業或資深影迷，卻能領略其不拘一格的精神，甚至欣賞其嶄新的文藝思潮。雖然 Godard 的電影看起來像是隨意拼湊而成，但背後隠藏其對文化和社會的深刻思考。他的認真，藏於表面看來隨意不認真的電影風格之中。　Godard 在情節安排和發展上顯得隨意，像是任其自由發展，這樣顯然容易流於平淡，缺乏傳統主流電影的緊湊和刺激，令普通觀眾喪失繼續觀看下去的慾望，不過也更貼近真實生活，現實生活中，哪來哪麼多的戲劇性?

Godard 常被人稱道擴闊了電影語言，如錯配的音效，獨特的構圖，快速的跳接等等……(他的某些電影橋段更影響了後人，例如 Band of Outsiders (1964)，兩不良青年跟 Anna Karina 提議不如共渡 1 分鐘的沉默，於是銀幕上便出現了 1 分鐘的靜默無聲，這電影橋段便影響了王家衛的《阿飛正傳》(1991)，張國榮跟張曼玉提議看著手錶共渡 1 分鐘，做 1 分鐘的朋友。) 不過其中有一些電影風格也並非 Godard 原創，而是他沿襲前人，加以發揮而已，就以“錯配的音效”來說，在電影史上一早就出現了，譬如1930年 Luis Buñuel 的 The Golden Age (1930)，裡面就有岩漿湧流的畫面，被故意錯配上抽水馬桶的聲音，導演藉這些意料之外的音效，打破當時觀眾的觀影預期……. 由於有了前人的嘗試，因此後來在 Godard 電影裡出現的不合常理音效，也自然不能歸為其首創。
就以本片來說，我也看到不少 Godard 受到超現實電影之父 Luis Buñuel 影響的例子，譬如本片中，一男子駕駛貼有萬寶路廣告的一級方程式賽車，到街邊郵箱投遞郵件； 在同一地點，陷於三角戀的女子被另外兩名男子掌摑，要其作出選擇，但她即使被打至嘴角流血，仍然斷言不會從兩人中選出一個。

著名女作家 Marguerite Duras 在隔壁房間，卻不肯過來講幾句話，請也請不動，學生反問道：
Couldn’t she just come up here to say that she won’t come?
……..
……..

這些誇張、不合常理的情節、對白，内裡充滿辛辣諷刺味道，便很有 Luis Buñuel 的電影特色，跟 Luis Buñuel 的 The Phantom of Liberty (1974) 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本片中 Isabelle Rivière 當妓女，遇上變態顧客， 跟 Luis Buñuel 的 Belle de jour (1967) 裡面，Catherine Deneuve 遇上有特殊癖好的嫖客一樣，兩者都有著異乎尋常的經歷。

My Rating: 8/10　or　B+ on a scale of A to D

The Passenger 過客

The Passenger (1975)

原名：Professione: reporter (1975)
港譯：過客

Director: Michelangelo Antonioni
Screenplay: Michelangelo Antonioni，Mark Peploe
Cast: Jack Nicholson，Charles Mulvehill，Maria Schneider，Jenny Runacre，Ian Hendry


劇：
電視時事報導員 David Locke (Jack Nicholson飾) 到北非採訪關於遊擊隊的消息，無功而還，在返回居住賓館後，發現住在隔壁，之前在飛機上認識的 David Robertson (Charles Mulvehill 飾)突然死去，由於雙方面貌頗為相似，David Locke 突然靈機一觸，將護照上的照片互換，變換身份為 David Robertson，並聲稱自己原本身份 David Locke 已死，之後還按照 David Robertson 遺留下來的機票、行程表，到不同地方去，在途中，跟一名聲稱修讀建築糸的女子(Maria Schneider 飾)搭上關係，與此同時，David Locke 的妻子 Rachel Locke (Jenny Runacre飾)，所屬電視台的監製 Martin Knight (Ian Hendry 飾)都希望跟 David Robertson 取得聯繫，採訪關於 David Locke 死亡之前的資料…….


評：
乍看之下，故事好像很沒有說服力，主角 David Locke 明明是個薄有名氣的時事記者，事業發展得不錯，連對方是什麼身份也不是非常清楚的情況下，怎麼會輕易對換身份？ 其實導演在跟觀眾玩捉迷藏遊戲，將答案散佈在影片各處，要觀眾自己細心去找，然後加以整理。這也是 Antonioni 的電影特色，要求觀眾自己去尋找影片的內涵，而不是影片把細節内容一清二楚地說給觀眾聽，有別於現今很多電影的主觀旁述，Antonioni 在本片利用過往新聞片段以及訪問，來交待人物的過去，觀看時若不留心，就容易將其與現在進行的故事混淆。　從電視台監製的口中，可以得知主角 David Locke 是個具有敏銳觀察力的人，與別不同的成長背景令他能以不同的角度，客觀地看事物，這些令他成為出色的時事記者，然而在影片不時加插代表過去的片段裡，他敏銳的觀察力也是令他灰心消極的原因，因為他知道他採訪所得的大都是謊言，不真誠的言論，可是又不得揭穿人家，此外影片還反映了他妻子有婚外情，婚姻生活不愉快，這些都令他悶悶不樂，也造成了他想變換身份，過另一種新生活的動力。

影片結尾長達六分鐘半的長鏡頭，有一些觀眾認為只是展示拍攝技術，並沒其他用意，但其實這個長鏡頭用得非常妙，這個長鏡頭交待了片中一些非常重要的情節，首先是 David Locke 在這個長鏡頭中死去，細心留意一下的話，就會發現長鏡頭開始時，David Locke 還躺在床上，悠閑地吸著煙，到了長鏡頭快結束，卻發現他已死在床上，換言之，David Locke 就是在這個長鏡頭中死去的，而他怎麼死的，卻發生在鏡頭畫面之外，交代得很隠晦，只聽見房内有幾聲聲響，很可能就是被那個進來的黑人用裝了滅聲器的手槍幹掉的，原因就是 David Locke 所喬裝的軍火武器販子，支持武裝遊擊份子，因此成為當地掌權政府眼中釘， (在他第一次售賣武器予遊擊份子時，對方就已勸其要警惕政府特工)，於是派特工把他幹掉。　(長鏡頭中出現的一黑人一白人是政府特工，這對黑白拍檔在影片中段，掌權政府派人緝拿購買武器的遊擊份子時，以及在以後跟踪 David Locke 的妻子時，都曾短暫出現過。)
其次是那個一直跟隨的女子，原來是政府特工，從她在房外目睹 David Locke 在房内遇害而不作聲，之後又跟那黑白拍檔中的白人煞有其事交談便可看出，這也解釋了為何之前 David Locke 曾在英國碰見她，到了西班牙又再碰見她，更多次出現在 David Locke 眼前，連 David Locke 也不得不問: “What the f*** are you doing here with me?”　此外 David Locke 在一次交易中，等到肚子餓了也不見對方出現，該女子也一臉認真地慫恿其要等至對方出現，不要放棄。
第三是再一次證明妻子是個枭情寡義之人，長鏡頭的末尾，便衣警察指著她丈夫 David Locke 的屍體，問她： “Do you recognize him?”
妻子答: “I never knew him.”
電影裡第一次出現他的妻子時，她看著關於丈夫死訊的訪問，若無其事地吃著東西，喝著酒，一副毫不在乎的樣子。　她聯絡 David Robertson，試圖探聽丈夫未死之前的情況，好像對丈夫還存在一點關懷，可是長鏡頭結尾這一句“I never knew him”卻證明了她尋找丈夫線索，很可能出於功利心，看看從中可得到什麼好處。雖然在大使館領取丈夫遺物時，發現丈夫護照上的照片已被更換過，並非丈夫本人，那時她開始懷疑丈夫是否真的已死，但是長鏡頭結尾這一句“I never knew him”，已反映了她繼續追查下去，並非出於關懷，而是為了查明丈夫之死是否屬實，會否影響她跟情人苟合。
單單一句“I never knew him”就把妻子虛偽做作、貪新忘舊的醜陋嘴臉展現出來，同時也反映了她追查丈夫之死的真正目的為何，對白精簡而又意味深長。

總括來說，這個六分鐘半的長鏡頭交代了，David Locke 要為自己變換身份的決擇負上什麼後果，同時反映了在他身邊的其實都是些不懷好意的人。這個長鏡頭是非常悲涼的，跟 Antonioni 一貫所表達的疏離，生存的痛感，一脈相承。

這個令人印象深刻的長鏡頭，開始於 David Locke 在床上吸煙，然後鏡頭朝室外緩慢移進約兩分鐘，同時看著室外人物的活動，到了出現黑白特工，開始定鏡片刻，直到黑人特工進入室内，出現幾聲類似無聲手槍聲響，白人特工在室外探頭張望室内情況後，鏡頭又開始慢慢朝室外移進，此時在室外的只有那名一直伴隨在 David Locke 身邊的女子，跟白人特工交頭接耳，然後又閑步走動著，直至出現警車聲響，鏡頭已完全移出分隔室内室外的鐵欄杆，隨著警車出現，鏡頭向左移，然後再隨著那名女子向右移，此時又一輛警車出現，David Locke 的妻子與便衣警察前來，那名女子與 David Locke 的妻子和便衣警察一同進入室内，鏡頭也跟著從室外拍攝室内認人情景。整個長鏡頭就是先從室内慢慢移進，越過鐵欄杆，移至室外，然後跟著人物的移動，再反過來拍攝室内情況。這個長鏡頭出來的效果挺不錯，與其說展現了卓越的拍攝技術，不如說體現了 Antonioni 優秀的場面調度技巧，長鏡頭裡涉及許多人物，如何安排各人在合適時候出現，讓他們協調得當，不許早，不許慢，這無疑更考功夫。此外 Antonioni 這樣安排 David Locke 在鏡頭畫面之外被靜悄悄殺死，比起之前傳統在畫面上明刀明槍殺人，來得更有新意，不落俗套。

令人留下較深印象的還有影片中段的那個平移鏡頭，追踪來來往往的車輛，有點像 Jean-Luc Godard 的 My Life to Live (1962) 裡面，Anna Karina 偷拿鑰匙，被守門人捉住，然後押回去的那一幕，兩者的鏡頭都隨著快速運動的事物移來移去。

Antonioni 透過 David Locke 的故事，探索了生命與身份的問題，是否活得不如意，就須放棄生命，尋求別的新生命，又或者當對自己的身份覺得不稱心，就必須換上別的身份，前提當然是有機會可供選擇，就像主角 David Locke 那樣，然而就算有新生命，又或換上新身份，是否就一定比原來的更好？　Antonioni 透過故事跟我們說並非這樣，David Locke 那樣偷用他人身份，去掉本身身份，其實是在逃避自己，而非改造自己，在獲得了新的自由的同時，也陷入了孤立無援的陌生處境之中，即使變換身份，飄洋過海，最終仍然是悲劇收場。　

David Locke 的舉動起因於在發達的現代文明背後，人卻存在精神上的危機，感情上的隔閡，人找不到自己的存在價值， 容易有自我輕視，生不如死的念頭，因此才有抛棄自身生命的衝動。但假若可以選擇其他的生命也未必是好事，如果生命有多次，那麼人就不會珍惜之前的生命，一遇到困境不順心就想放棄現有生命，盼望下一次的所謂“新生命”，這樣便造成更多被浪費了的生命，因此，一次的生命最好，因為一次就是全部，就是永恒，人才會勇敢去面對該生命中的苦與酸，在苦與酸中成長，壯大自己的靈魂。David Locke 的故事告訴我們，就算真的有機會成為別人，也未必就稱心如意，說不定別人的生命比自己的壓力更大，更危險，到頭來還是老老實實做自己最好，勇敢去面對自己的問題，總比逃避更好，至少有點敢做敢當的氣概。

David Locke 最後在房間裡很隠晦地死去，跟片首被他交換身份的人因心臟病發猝死相呼應，短短六分多鐘，便從活生生，在床上悠閑地吸著煙，到一動也不動，Antonioni 借此說明人生的無常，日子的苦短，如白駒過隙，這種情懷從消極面來看，是感歎時間飛逝，人生短暫； 但是從積極面來說，則是勸勉觀眾要把握時間，不要讓有限的時光白白浪費掉。Antonioni 的情懷屬前者居多。

從加插進去的過去片段來看，David Locke 所採訪的對象都不願講真話，所說的都經過過濾，這又反映了 Antonioni 對新聞可靠性的懷疑，提醒觀眾對新聞要保持清醒的態度，不可盡信，這未必是新聞工作者的問題，而是提供消息的一方，對消息作了若干篩選、修飾，這樣消息到達讀者腦裡，已非原來面目，同時也滲進了消息提供者的立場，喪失客觀性。

影片中段 David Locke 跟一老者的對話，老者指著一群正在玩耍小孩說：“I’ve seen so many of them grow up，Other people look at the children，and they all imagine a new world. But me….when I watch them，I just see the same old tragedy begin all over again. They can’t get away from us.”　表面上這番話在說小孩，但事實上已經預示了男主角最終的命運，也是對世人未來的悲觀，再細心一想，不幸固然跟外界有關係，但本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首先，David Locke 不安守本份，偷用他人身份，以及財產，這已經是偷盜、貪圖他人所有。其次，David Locke 第一宗軍火交易就在教堂裡，耶穌主張人要仁愛、和平，卻在教堂裡進行軍火交易，明目張膽在天主面前犯了殺誡，這是存在主義、道德淪喪的表現，那麼他種種不幸，甚至最後客死異鄉，也就有了點咎由自取的意味。Antonioni 對人的前景是悲觀的，可是這悲觀之中，Antonioni 又認為部分原因是人本身所造成。正如他的前作 The Red Desert (1964) 中的高頻噪音, 工厰區煙囱噴出黃煙，既然人本身就在污染環境，也就不要埋怨大自然的報復。

Antonioni喜歡在影片中採用大量自然真實聲響，少用配樂，例如 L' Avventura (1960)中的波濤激浪聲、強風呼嘯聲、快艇馬達聲； La Notte (1961) 中的飛機穿過聲、救護車鳴叫聲、暴雨敲打聲； Eclipse (1962)中的水渠流水聲、植物灌溉器噴洒聲、車輪輾磨聲； Blowup (1966)中的相機拍照聲、樹梢搖拽聲、雀鳥鳴叫聲； 本片也一樣，全片大部分時間都沒有配樂，純粹周圍環境的聲音，或者雜音，而這些雜音，也正是主角荒涼無定向、飄泊無根的内心寫照。

本片在拍攝完畢後，Antonioni 剪出了一個長達四小時的版本，之後又經其他剪接師剪短成二個半小時，可是電影公司 MGM 對此仍不接受，要求片長不能超過二小時，以便在北美巿場發行，於是便出現了 119 分鐘版本，David Locke 返回英國倫敦家裡一幕就在這個版本中被剪掉，1983年，Jack Nicholson 跟電影公司商談，意慾購買本片的底片，最終在 1986 年成功購得本片所有版本的版權，到了九十年代，一些國家購買將本片製作成錄像帶出版的牌照，日本的牌照期限較長，長至出現 DVD 技術之後才期滿，以致之前唯一出現本片的 DVD 版本，只有日本一家，不過日本的版本製作得不好，畫面偏黃，Jack Nicholson 對於劇院版和日本版 DVD 都不滿意，逐於 2004 年 5 月和 Sony Pictures Classics 達成出版 DVD 的協議，而新出版的 DVD，據稱是來自保存得較好的底片，影像色彩較為平滑自然，光暗對比度更加清晰分明。

My Rating: 8/10　or　B+ on a scale of A to D

C.R.A.Z.Y. 愛斷背

C.R.A.Z.Y. (2005)

港譯：愛斷背

Director: Jean-Marc Vallée
Screenplay: François Boulay，Jean-Marc Vallée
Cast: Michel Côté，Marc-André Grondin，Émile Vallée，Pierre-Luc Brillant，Mariloup Wolfe


劇：
1960年聖誕節，Zachary Beaulieu (Émile Vallée 飾)出生了，家中排行第四，在外剛内柔的父親(Michel Côté 飾)監管下，他只有盡量抑制自己的慾望，成年之後對自己的性傾向也缺乏方向感，既暗戀表妹 Brigitte (Mariloup Wolfe 飾)，又迷思於同性接觸，在成長路上，他經過不少挣扎，父親最終在痛失次兒 Raymond Beaulieu (Pierre-Luc Brillant 飾)後，開始接受 Zachary Beaulieu 的一切。


評：
很有趣的人名組字，片名 C.R.A.Z.Y 原來是片中五個兒子名字首字母的組合 – 大兒子 Christian Beaulieu，次兒 Raymond Beaulieu，三兒 Antoine Beaulieu，四兒 Zachary Beaulieu，五兒 Yvan Beaulieu，同時此組字，也形成了片中父親喜愛的鄉村歌手 Patsy Cline 的専輯名稱 – C R A Z Y，對歌手的狂熱程度，可以體現在自己五個兒子的名字上，確是一大趣聞。

本片其實是一部家庭劇，父親狂迷鄉村歌手 Patsy Cline，母親是宗教狂熱份子，四子對同性異性的迷思，二子吸毒過度的自毀，家庭中人人皆有自己的缺點，大子過於書呆子氣，二子過於放縱自己，三子是運動員，常跟人打鬥，四子未如父母期望，五子被父母寵壞，也正因為這些缺點，令本片看起來更自然，更富真實的生活氣息，導演帶領觀眾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發展，有時從家長的角度，有時則從兒子的角度，讓觀眾體驗到不單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原來人人也有本難唸的經。父母該如何讓兒子聽話，循規蹈矩，這是個難題，而子女該如何確立自己的人生取向，同時讓父母明白、接納自己，這也是個難題。而父母跟兒子們各有各難題，對人生各有不同見解，也就形成了本片的主題： 父母該如何和下一代在種種分歧中，互相接受對方，繼而互相關愛對方，達致家庭和睦的最終目標。

宗教在本片亦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男主角出生在聖誕節，一出世即跟耶穌搭上關係，也因此自己的生日常被忽略，取而代之的是到教堂參與大型彌撒； 母親是虔誠天主教信徒，常為兒子祈禱，更深信兒子與耶穌同日生，必有異斌； 家庭朋友也向男主角灌輸宗教意識，信耶穌必受耶穌庇佑； 男主角一次交通意外，被車撞倒，短暫死亡後又獲重生，跟耶穌死後復活如出一轍，即使後來離家出走，也是到耶路撒冷這個宗教聖地去。　

影片内容橫跨‘60、 ‘70、‘80 幾個年代，在服裝、髮型、家居修飾、車輛造型、以至時代格調等方面，對應各個不同年代都有相應改變，重現所屬年代風貌，比如男主角七十年代時，揮弄雙節棍，模仿李小龍的武術動作，重塑七十年代西方功夫熱潮的氣氛，另外影片對應不同年代配上相應的音樂，例如影片一開始便出現 Elvis Presley 的歌聲，唱著他那首 Santa Claus is back in town，到了七十年代，更有 The Rolling Stones，David Bowie，Pink Floyd 等當時叱咤風雲的搖滾明星的名曲，再加上鄉村音樂天后 Patsy Cline 的 Crazy 貫穿全片，全片的音樂部分，可謂星光熠熠。

導演在很多細節處加進了多種拍攝特效和音響特效，例如早段兒子不慎摔下地時，男主角在教堂輕輕飄起時，中段男主角被車撞倒時，後段在沙漠行走時，利用多種運動鏡頭，或是升降、或是推拉、或是搖動，加上主觀和特寫鏡頭，迅速轉移觀眾的視點，在細小情節上附以誇張效果，快慢鏡頭相互結合，令影片充滿強烈動感。　在表示人物的思想變化上，編排也顯心思，一首The Rolling Stones 的 Sympathy for the devil ，配以男主角在教堂飄上半空，便完成了男主角由篤信宗教到無宗教信仰，抛開宗教思想束縳的過渡，構思實在獨特精巧； 男主角曾明確表示他並非同性戀者，即使精神科醫生認為他潜意識裡有同性戀傾向，也被他否認，於是導演在描述他和男人做愛時的場面只是一閃而過，沒有做詳細的描寫，這樣的處理很好，配合了男主角對同性雖有興趣，但也不是很著迷的思想。

本片在多倫多國際電影節上，獲最受觀眾歡迎奬，在有加拿大奧斯卡之稱的 Genie Awards 上，更橫掃多個奬項，包括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藝術指導、最佳音效、最佳服裝設計、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剪輯等十項大奬，而在其他頒奬禮上，亦獲多項提名。

前面說過本片片名跟鄉村天后 Patsy Cline 的専輯 Crazy 同名，但其實相同之處還不止於此，片中另一主角，二兒子 Raymond Beaulieu因吸毒早逝，Patsy Cline 也在三十歲時，遇空難喪生，無論片名，還是情節，都有相同之處，看來導演有意利用本片，向一代鄉村歌后 Patsy Cline 致敬。

My Rating: 8.5/10　or　A- on a scale of A to D

The Producers 金牌監製

The Producers (2005)

港譯：金牌監製

Director: Susan Stroman
Screenplay: Mel Brooks，Thomas Meehan
Cast: Nathan Lane，Matthew Broderick，Uma Thurman，Will Ferrell


劇：
百老滙名監製 Max Bialystock (Nathan Lane 飾)因其近期所出品的作品劣評如潮，而處於事業低谷，在會計師 Leo Bloom (Matthew Broderick 飾)的建議下，決定再製作一部劣作，但加倍籌集資金，這樣便可在作品受到劣評，被迫終止表演時將所原本籌集所得的多餘資金歸為已有，可惜事情的發展並非他們想像的那樣…….


評：
此片是 1968 年同名電影 The Producers (1968)的重拍版，不少美國人仍然比較喜歡 1968 年的原版，因為該片是他們少年時期笑得合不攏嘴的喜劇片，帶給他們不少美好回憶，但對我來說，並沒有這個“歷史包袱”，1968 年版本也是直到前年才觀看過。單就兩個版本略略比較一下的話： 個人認為新版本更勝原版本，更多的大場面歌舞，劇情也更豐富完整，人物塑造也更成功，更顯有血有肉。

導演 Susan Stroman 是編舞出身，以前曾擔任多部歌舞片的舞台導演，對於舞蹈場面的拿掐，自然是駕輕就熟，片中不少歌舞場面節奏感強，有聲有色，相比起 1968 年版本，新的版本在技術與意識上都有了新的認識，同時有更多大場面的嘗試，例如1968年原版本在影片一開始就描述監製怎樣勾引年老婦人，新版本在影片開始時則先交代故事背景，鏡頭從紐約夜空徐徐降下，周圍車水馬龍，霓虹招牌遍佈，再到閃爍的百老滙劇院門口，在背景上反映了紐約的繁華，以及百老滙歌舞的盛況，緊接著出現觀眾惡評劇作奇爛的歌唱場面，配合各種場景設置，如報攤、的士、商店等，場面調度的精緻，與歌舞的節拍和激情的流露溶為一體。　對伴舞的處理也編排得當，不單襯託了重要角色，也使感情傾向更加深刻，場景造型的考究，給人在直觀印象上別出心裁的感覺。

在情節的過渡上也比 1968 年版本更生趣，比如 1968 年的原版本，為了籌集資金而跟眾多老婦人應酬吃飯，到了新版本改以與約 50 多個手持行動輔助手架的老婦們載歌載舞，穿梭大街小巷，妙趣橫生，這些新增的元素調動了觀眾對歌舞的情緒，歌舞場面也準確地表達了隠含内容，歌舞節奏與隠含内容的結合提升了音樂的感染空間及力度。而這些歌舞場面全是在實景拍攝，從立體觀感到色彩搭配，到自然光線的合理運用，再配上服飾上的華麗高貴，都使得歌舞場面顯得美龠美奐，為觀眾帶來奇妙的視覺體驗。

此外也善用現代電腦科技，片中納粹黨徽舞卍一段，經過電腦技術修飾，更富視覺層次感，色彩搭配得很好，協助歌舞場面呈現出直觀的藝術效果。

片中幾乎在所有場合，無論是辦公室、大街、天台、劇院、還是監獄，都有歌舞片段，秉承傳統歌舞片“邊演邊舞蹈邊唱”的模式，不少歌舞場面結合舞台特技、燈光設計，予人流暢連貫的運動美感，而本片之所以能跳出傳統歌舞片的框框，在於融合了傳統歌舞、打閙劇、低級趣味、現實諷喻、以及漫畫式的喜劇效果，典雅與庸俗並冶一爐，既有優雅的百老滙歌舞，亦有低俗的情節、對白。就像 Kevin Smith，周星馳的電影，當中也有不少低俗的對白、情節，漫畫式的喜劇效果，但背後也並非完全言之無物。

在劇情方面，延續六十年代曾得過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奬的成功劇本，稍添加枝葉，而使劇情看起來豐富多彩。跟 Robert Altman 的 The Player (1992) 一樣，Nathan Lane 的貪財與 Matthew Broderick 的迷戀監製之名，將娛樂圈的貪婪和權力諷刺了一番，處處充滿對現實娛樂圈的嘲諷情節，監製為籌集資金，手段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置廉恥於不顧。同時也道出娛樂圈製作人的無奈，觀眾口味無從捉摸，什麼是觀眾一定喜歡的，什麼是觀眾一定討厭的，往往超出製作人員的最初預期。

相比起 1968 年版本，本片中的對白也加以更新，變得富有時代感，例如：

“Violinists love to play an E string, but audiences really love a G-string”

“Clothes may make the man, all a girl needs is a tan”

“If nature blesses you from top to bottom, show that top to bottom. don't think twice”

以上對白是 1968 年版本沒有的趣語，的確是當今時代風尚的寫照。

演員方面，Nathan Lane 與 Matthew Broderick演得生動，演活了劇中 “躁、貪、痴、妄”的監製形象，不遜色於 1968 年 Zero Mostel 與 Gene Wilder 的組合。　 Will Ferrell 飾演納粹軍人，比 1968 年的 Kenneth Mars 更佳，Will Ferrell 充分發揮他的喜劇細胞，令本片增色不少。　至於片中的秘書一角，在 1968 年版本只是擔當行行走走，有時扭扭身子，展露一下身材的花瓶角色，到了 2005 年版本，可能由於 Uma Thurman 主演的原因，Uma Thurman 雖非舉世矚目的超級大明星，但也有一定的名氣與地位，當然不可能只做行行走走的閑角，因此多了不少戲分，如百老滙上的歌舞部分，跟 Leo Bloom 的私奔部分等等，這些都是 1968 年版本的秘書角色所沒有的。也因為戲分多了，Uma Thurman 的秘書角色，比原版本的更顯有血有肉。

片中有一段名為“Springtime for Hitler”的歌舞，把 Hitler 當成搞笑對象，也有對 Hitler 的讚美之詞，可能有觀眾認為即使娛樂，也應劃清界線，不應拿戰爭罪人進行開玩笑式的歌頌，但其實拿 Hilter 來開玩笑，歌頌一番，會不會因此就令 Hilter 從戰爭罪犯變成戰爭英雄？ 會不會因為一首 Springtime for Hitler , 就令猶太人忘記 Hilter 所做的一切？ 相信以廣大觀眾的智商，不會被輕易愚弄，以 Hilter 在二次世界大戰所犯下的罪行，就算有千部美化他的電影，也難掩其劊子手的戰犯形象。所以，觀看這類型的影片，適宜抱著看娛樂片的心態待之，若板起一副嚴肅面孔，未免有點矯枉過正。

另外，西方文化跟東方文化始終有別，東方人作風始終較為保守一點。　西方人較為開放，什麼都可拿來開玩笑，英美等地電影，一直都喜歡拿歷史名人開玩笑，或是帶點醜化色彩的調侃，例如 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 (1975)，就拿 King Arthur 和 Knight of Round Table 來開玩笑； 一直被譽為世人救星的耶穌，在 Life of Brian (1979) 中，也成了調侃對象。 東方人則較為保守，試想如果開拍一部有關一代忠臣名將岳飛的電影，拿岳飛來開玩笑，很可能中國人駡聲四起，唾沬橫飛，搖頭嘆息聲不絕。

My Rating: 7.5/10　or　B on a scale of A to D

Mother of Mine 戰場上的小人球

Mother of Mine (2005)

原名：Äideistä parhain (2005)
台譯：戰場上的小人球

Director: Klaus Härö
Screenplay: Heikki Hietamies, Jimmy Karlsson
Cast: Topi Majaniemi, Marjaana Maijala, Maria Lundqvist, Michael Nyqvist


劇：
二次世界大戰時，年僅九歲的芬蘭小孩 Eero (Topi Majaniemi飾)被母親送到當時為中立國的瑞典去，開始時與養母(Maria Lundqvist飾)相處不和睦，直至後來才多了了解，並建立深厚感情，此時芬蘭局面漸趨穩定，親生母親(Marjaana Maijala飾)要接他回去，他又再一次陷入生離死別的痛苦中。


評：
影片根據芬蘭作家 Heikki Hietamies 的同名小說改編，在 1939-1940 年的芬俄戰爭，超過七萬個芬蘭小孩被送到瑞典寄養，戰爭爆發時，瑞典公眾普遍同情芬蘭，紛紛向芬蘭伸出援手，願意免費助養其國民小孩。

因為戰爭，男主角 Eero 真的有如“人球”般，被生母送到瑞典去，戰爭結束後，又被送回來，他自己在瑞典期間，也把自己當作“人球”，試圖逃回芬蘭。

戰爭對人的傷害，遠不止交戰雙方士兵，連其家人也一同受累，戰爭令男主角失去父親，母親深受打擊，恐怕自己無法好好照顧孩子，而把孩子送往他國，可是孩子卻不能理解母親的好意，在不能適應新環境，和對母親的思念中飽受煎熬，然而這一切歸因於戰爭的禍害。戰爭的遺後症更是令人悲慟，Eero 在瑞典學校小休吃早點時，聽見飛機聲，丟下麵包，迅速跳入女廁躲避，結果被同學取笑。在戰火蔓延下成長的兒童，内心難免會存在陰影，跟現在眾多養尊處優的小皇帝，成了鮮明對比。男主角演出到位，將被當作人球送來送去的無奈心境，以及無根的飄浮掙扎，表現得淋漓盡致。第一次跟母親離別時，依依不捨，不肯上船，到了第二次跟瑞典母親離別，眼見瑞典母親在車後追趕，儘管他内心也捨不得離開，可是他卻沒了反應，因為他早已習慣了生離死別，於是見慣不怪，小小年紀就已飽受人世間的生離死別，而能淡然處之，更加突顯戰爭的可怕，飽受戰火蹂躪的國土與遠離親人的小男孩，都有著滿目蒼荑與舉目無親的哀痛。影片除了對戰爭的思考，也注重於探討父母該如何對待孩子。

影片在色彩處理上，跟張藝謀的《我的父親母親》(1999)一樣，彩色代表過去，黑白代表現在，不同的是，張藝謀的彩色代表過去人情純樸時的美好回憶，黑白代表現代社會的人情冷漠，而 Mother of Mine (2005)的彩色過去，則代表那段往事，至今仍記憶猶新，活現眼前，黑白代表年老的現在，表示現在活得枯燥失色。

本片給予我較深印象的是取景方面，也即那條通往瑞典家的山路，它是 Eero 被當作“人球”送來送去的要道，是他上學回家之路，是他逃脫試圖回芬蘭之途，也是養母和他出去散步時的道路，養母最初接待他的是在這條路，養母最後含淚跟他分別的也是在這條路，後來老年的 Eero 前往養母墓前掃墓，所經的也是這條路，此山路似乎見證了 Eero 在瑞典時的一切重要經歷。此路開始了他的瑞典之家生活，也結束了他的瑞典寄養日子。配合色彩上的處理，之前到瑞典時此路是彩色的，現在回去掃墓時是黑白的，隠含男主角現在走在此路上，比過去被送到瑞典時，心情更加沉重。

似乎牵涉到戰爭的電影，不少都喜歡來個倒述，Saving Private Ryan (1998)如是，Taegukgi hwinalrimyeo (2004)如是，現在的 Mother of Mine (2005)亦如是，但有別於前兩者的以史為鑑，深刻反省，借古惕今，後者則予人有點可有可無之感，假如將現在的部分剪掉，對劇情的影響不大，但令節奏上更加流暢。就像同樣有關二次大戰的 Goodbye, Children (1987)，描述納粹時期，猶太人學童怎樣遭排斥，最後也只是透過寥寥數語，交代事隔多年後的感受，言簡意賅，並沒有來一幕交代現在的景況，回看過去，如果真的這樣做，拖沓之餘，也不顯得能表達更多的感情。

本片在芬蘭廣受好評，呼聲甚高，代表芬蘭參選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可惜最後連獲提名的資格也沒有。

My Rating:　7.5/10　or　B on a scale of A to D

Grizzly Man 熊人

Grizzly Man (2005)

港譯: 熊人

Director: Werner Herzog
Screenplay: Werner Herzog
Cast: Timothy Treadwell，Amie Huguenard，Werner Herzog


劇:
Timothy Treadwell自小對動物情有獨鍾，後更迷戀灰熊，多番前往灰熊棲息地與灰熊進行實地接觸，後來與女友 Amie Huguenard 進入亞拉斯加的灰熊活動地帶，在一天夜晚露宿時，慘遭灰熊殺害吃掉。


評:
自從幾年前觀看了 Werner Herzog 的 Aguirre: The Wrath of God (1972) , 就對這位敢於冒險的德國導演敬佩有加，全片大部分情節都在漂流的木筏上拍攝，在湍急的阿瑪遜流域上險象橫生，導演那過人的魄力讓人留下深刻印象。

Werner Herzog 新片 Grizzly Man (2005) 說的其實就是“錯誤的信念，勢必引至錯誤的結果”，影片主人公 Timothy Treadwell 自幼與家中寵物打成一片，長大後更移情於北美大灰熊身上，堅信透過親密接觸，可消除人熊之間的一切隔閡，達致人熊互通的境界。在他的日記裡，Timothy 響往自然，認為人的世界才是陌生的，於是他親近大灰熊，愛護大灰熊，充當大灰熊的保護神，如有其他人到來，都被他當作偷獵者，想方設法將之驅趕。

Timothy 這樣關愛地與大灰熊接觸著，有一段時間的確是相處愉快，Timothy 更坦言會與灰熊為伴，對抗入侵的人。然而過度的熱情，使 Timothy 產生了盲點，妄顧事實： 大灰熊，為了使母熊停止哺乳，從而方便與其交配，不惜將幼熊殺掉；在缺乏食物時，大灰熊也不惜把幼熊當作食糧。這些事實，都記錄在 Timothy 自拍的錄像中，可是 Timothy 早已被其“人熊可共處”的熾熱信念衝昏了頭腦，而沒有認識到大灰熊既然連自己的幼熊也可殺掉，如此兇殘本性，那麼“他朝君體也相同”，趕緊離開才為上著。

沒有看清事物的本質，所付出的代價可以是很嚴重的，Timothy 和女朋友 Amie 在阿拉斯加露宿時，遭灰熊襲擊，Timothy 想把過程錄下來，但來不及移開鏡蓋，以致所錄下來的只有聲音部分，沒有視像部分，不久便跟女朋友一起命喪灰熊嘴下。令人感動的是，根據遺留下來的音軌推測，Timothy 一度令灰熊鬆開瓜，喝令女朋友 Amie 快跑，但 Amie 因捨不得丟下 Timothy 不管，結果雙雙遇害，Timothy 對動物有情，對人也有情，女朋友也同樣有情有義，這樣不離不棄、生死與共的患難真情，比什麼“羅密歐與茱麗葉”、“梁山伯與祝英台”更感人肺腑。

Werner Herzog 對人與自然的關係是悲觀的，認為大自然的動物仍然擺脫不了“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本性，Timothy 視生性兇殘的灰熊為朋友，無疑是自作多情，中國古語 “多情自古空餘恨”套用在 Timothy 這位西方仁兄身上，倒也十分貼切，沒想到一直將之視為朋友、戰友的灰熊，最後卻倒戈相向，著實可惜，只不過這悲劇結局也在 Timothy 的意料之中，他一早有了心理準備，因此就算有遺憾，也不會是“此恨綿綿無絕期”。

看罷本片，引發的思考是： 既然錯誤信念可引致悲慘結局，那麼什麼樣的信念才是正確的？　有確切的答案嗎？　即使是同一信念，在不同的人眼裡，或放在不同的處境上，得到的答案可以是烱然相反。　既然如此，那麼自己認為正確的，就該勇敢地去實行，即使結局為自己信念而壯烈犠牲，也是一種幸福。就象本片中 Timothy 最終被灰熊所噬，旁觀者認為是悲劇，但 Timothy 本人呢，他會認為是悲劇嗎？　就算本片導演 Werner Herzog 本人，也做過外界認為瘋狂至極的舉動，七十年代時，他拍攝 Fitzcarraldo (1982)，影片講述男主角由於想賺大錢，而把一艘大輪船從河的一邊，經山路拖到河的另一邊，Werner Herzog 就真的在秘魯北部的阿瑪遜流域，將一艘巨大的真船拖過山，拍至後來拖船上山一段，拖縄鬆脫，輪船滑落至原位，印第安人受傷，拍攝期間劇組人員也常有怨言，投資商覺得其意念不可行，紛紛撤資，Werner Herzog 堅持要拖船過山的想法也被斥為瘋狂的信念，Werner Herzog 遭到一重又一重的波折，以致由開鏡到完鏡，共用了差不多五年時間，好在輪船最後還是成功拖過山，影片完成，但假若拖不過山，影片被逼夭折呢，不知又有何評論？

在成敗論英雄的社會，憑信念得成功，才會得到尊敬，但若信念換來的是悲劇，很可能得到的是嘲笑，但無論如何，能為自己的信念獻身，其實也是一種幸福。就像本片中的 Timothy，他那麼珍愛灰熊，一直盼望能長期與灰熊一起，又曾在訪問中透露即使灰熊危及自身性命，也不會殺掉灰熊保命，後來被灰熊所噬，換個角度看，他真的是得償所願，永遠與灰熊一起了。

My Rating: 8.5/10　or　A- on a scale of A to D

A Touch of Zen 俠女

俠女 (1969)

英譯: A Touch of Zen

導演: 胡金銓
劇本: 胡金銓、蒲松齡
演員: 徐楓、石雋、白鷹、田鵬、喬宏


劇:
畫師顧省齋(石雋飾)某天開店時，替一陌生人畫像，後來方知其為朝廷派來的錦衣衛，捉拿忠臣楊漣之後楊素貞(徐楓飾)一伙，顧省齋逐出計予楊素貞，助其剷除奸佞......


評:
武俠電影一般皆取材自武俠小說，《俠女》(1969)卻是改編自清代志怪小說－蒲松齡《聊齊誌異》中的《俠女》一文，也可能因為是取材自《聊齊誌異》的緣故，所以影片前三十分鐘看來，很有鬼片的味道，直至在楊素貞出現後，才開始了個人恩怨，繼而打鬥的傳統武俠片模式。

然而《俠女》(1969)之所以有別於一般的武俠片，在於加進了道德反省，以及佛學襌理，使本片上升至哲學的高度，也可能因此，才有英譯名 A touch of Zen，同時故事人物又盡量從真實的歷史素材中挑選，如片中楊漣，魏忠賢等皆出自史實，在化妝道具方面，也一絲不苟，此外又用中國傳統樂器作配樂渲染氣氛，充滿古色古香，以上種種，使得本片跟一般只講及雙方打鬥，構思粗糙的武俠片分隔開來。

或許現在看來，對於片中透過跳彈床，短鏡頭快速剪接所構成的視覺效果已不覺震撼，但其拍攝手法仍有值得稱許之處，畫面時而晦暗陰邪，時而綠林流水，用中國傳統樂器(笛箏笙簫鑼鼓)作的配樂時而陰森恐怖，時而佛樂悠揚，流動著一股跌盪起伏的氣息，富有中國傳統文學的韻味。
每次法師(喬宏飾)出現（早段的回憶以及尾段營救俠女時），都以仰視角度拍攝，同時法師背後有陽光射來，象喻佛光普照，對比起之前古齋荒草雜生，蛛網四結，暗喻人世間顛沛流離，這些都使得本片具有哲學思考的深度。　此外，胡金銓也擅於以景入情，煙霧彌漫營造出惹人遐思的詭異氣氛，山林毓秀渲染出超凡入聖的鐘靈氣息，古齋荒草，怪石嶙峋，流水淙淙，高山依依，仿似一幅幅中國古典名畫，成功勾勒出中國文化中的光影時空美，而一眾高僧前來營救楊素貞等人時，個個輕身騰跃，如有飛翼，烘託出佛家人出世的瀟灑脫俗。

胡金銓尚有《龍門客棧》(1966)、《大醉俠》(1966)、《忠烈圖》(1975)、《山中傳奇》(1979)等武俠佳構，不過以《俠女》(1969)較為矚目，香港電影金像奬所選出的百部最佳華語電影，《俠女》(1969)名列第九，在國際影壇上也得到肯定，1975年在康城電影節獲最高技術奬，並獲提名金棕櫚最佳電影，最近美國時代雜誌 TiME 公佈的百部世界經典電影名單裡，華語片僅有四部，《俠女》(1969)為其中之一；紐約大學電影學博士候選生 Steven Jay Schneider 連同其他電影學研究者，編寫了電影書籍《1001 Movies You Must See Before You Die》，裡面選出了由電影誕生至今的一百多年裡，1001 部較為值得觀看的電影，《俠女》(1969)也為其中之一，可見《俠女》無論在國内國外，以往或現在，都同樣受到認同。

似乎出名的導演都有“極其認真”的“通病”，《俠女》(1969)一片用了幾年時間才拍峻，其中徐楓從接應手上躍上竹枝，再從竹枝俯身而下，刺殺錦衣衛一段，就用了二十多天時間拍攝，另外為了片中蘆葦能起蕭殺氣氛，胡金銓可以耐心等待幾個月，等蘆葦長高了才開鏡。

(此刻所能憶及“極其認真”的例子還有：　Andrei Tarkovsky 在拍攝 Sacrifice (1986)片尾木屋大火時，攝影機在未拍完整個場景時就卡住了，直至事後才察覺，跟 Andrei Tarkovsky 共事的，都主張不如刪去這場戲算了，但 Tarkovsky 堅持一定要有這場戲，於是不惜花時間重新搭建木屋，再放火燃燒；　宮崎駿的 Whisper of the Heart (1995)，雖然是動畫片，但片中的一段小提琴獨奏，其指法與真實的提琴指法完全吻合，與音樂配合得天衣無縫，短短的幾分鐘，宮崎駿為此花了大半年時間，跟真實的指法仔細對照繪畫；　Erich von Stroheim 在拍攝 Greed (1924)結尾的沙漠片段時，本來可以在片厰搭假景解決，但 Erich von Stroheim 堅持到極度高溫的死亡谷(Death Valley)實地拍攝，以致鏡頭要用包著冰塊的毛巾降溫，另外片中的所有地點也幾乎全是名乎其實的實際場景。　戲雖假，但他們卻極力求做至最真。或者在大導演眼中，真實有層次之分：做戲的真和真實的真)

My Rating: 9/10　or　A on a scale of A to D

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各位觀眾晚安

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2005)

港譯: 各位觀眾晚安
台譯: 晚安,祝你好運

Director: George Clooney
Screenplay: George Clooney，Grant Heslov
Cast: George Clooney，David Strathairn，Patricia Clarkson，Robert Downey Jr.


劇:
五十年代初，美國共和黨參議員 Joseph McCarthy 揚言共產主義已滲進美國，對各個政府部門，新聞媒體進行審查，實際上藉此清除異己，CBS 電視台主播 Edward R. Murrow (David Strathairn 飾) 以及監製 Fred Friendly (George Clooney 飾)挺身而出，譴責 Joseph McCarthy 刻意製造恐慌，弄至人心惶惶，最後將這個蠱惑人心的政客拉下台。


評:
一首以 Saxphone 吹奏的 When I fall in love 拉開影片的帷幕，以五十年代最風靡的爵士樂開場，輕盈、簡單的爵士樂聲不單動聽，還成功地把觀眾帶進五十年代的氣氛裡。

影片很快便倒叙到美國歷史上違反傳統民主和政治自由最不光彩的一段時期 ─ McCarthyism(麥卡錫主義)時期。　McCarthy 單憑捕風捉影的證據，便可將人歸為共產主義者，任何反對他的，或持不同意見的，都被視為共產主義者，而遭到處分。　

影片不久就舉了一個很荒謬的例子：空軍上尉 Milo Radulovich 因父親被疑跟共產黨有關聯，而被要求要麼跟家人割斷關係，要麼從部隊中退役，離奇的是這一切都不用審訊，就直接定罪，Murrow 在他的節目中批評該事件處理不公，一切指控不過是無稽之談，後來在輿論壓力下，空軍部撤消了對 Milo Radulovich 存在安全隱憂(Security Risk)的指控。

Edward R. Murrow 和 Fred Friendly 最後透過與 Joseph McCarthy 在電視上直接對質，協助把Joseph McCarthy 推下台，以上事實可作借鑑之用，拯救國家的，並不一定需要擁有強大軍隊，單憑兩人的匹夫之勇，再加一點智慧，也一樣可以拯國家於危難之中，就像 Schindler's List (1993)，只要一個人肯見義勇為，結果會是多麼的不同，單人的力量雖小，但只要用對地方，出來的效果還是很可觀的。

中國古代文人提倡“文以載道”，文學上又提倡“詩以言志”，主張抒發胸懷中的人生訴求和道德精神，寓理於文，影片結尾 Murrow 也同樣認為電視不應只是娛樂的工具，還應有教導、開化的作用， 同時還需具有傳媒風骨的人來實行這些工作，以及大眾接受電視的教化功用，不然電視就只是電子射線，會閃爍的光管而已。即使社會有不平之事，公眾受愚弄，電視也起不了撥亂反正的用途。

George Clooney 坦言在開拍本片時，儘管其本身的名氣與地位，也受到一些阻力，看來美國當局一來想避免成為諷刺的對象，二來也想“家醜不可外揚”，但本片最終能夠完成，並在世界各地上映，說明美國的言論自由權利，還是有一定程度的保障。

雖然 McCarthyism 於 1954 年末便遭涶棄，距今已有五十年之久，現在美國也沒有人因崇尚共產主義而被處分，但國際間恐怖的政治活動並沒有隨 McCarthyism 一樣遭到否決，看看多年來的國際局面，政客利用各種各樣的籍口，進行恐怖政治活動，花樣層出不窮，就像片中 McCarthy 一樣，打著漂亮名義的幌子，成就自己的政治野心。這一切，就如 Alain Resnais 的 Night and Fog (1955)中所慨嘆般：“We pretend to take up hope again as the image recedes into the past, as if we were cured once and for all of the scourge of the camps. We pretend it all happened only once, at a given time and place. We turn a blind eye to what surrounds us and a deaf ear to humanity's never-ending cry.”

Kevin Costner 從早期主演商業動作片，到主演有關政治的 JFK (1991)，再到後來監製兼主演 Thirteen Days (2000)，George Clooney 似乎也一樣，從早期的商業動作片，到主演翻拍版的文藝片 Solaris (2002)，再到現在編劇兼導、演的 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2005)，走的路越來越有深度。

從導技上看，George Clooney 這次的確是展現了自身功力，精確捕捉到了美國五十年代時的種種特點，維妙維肖地勾勒出當時的風貌，如在直播室中吸煙、側分的髮型和當時流行的爵士樂。全片在拍攝後作黑白化處理，營造出五十年代，美國國内清除共黨，箝制新聞自由的壓抑氣氛。George Clooney 在片中不時加插爵士名歌手 Dianne Reeves 的歌聲，作為情緒的烘托與渲染，除了重現五十年代爵士樂的風靡一時，也讓觀眾在緊張的政治氛圍中得以舒解，確是高明之舉。而 Dianne Reeves 的歌聲雖略呈低沉沙啞，卻又有飽滿潤澤的質感，她那歡愉中略帶滄桑的音調，跟影片的壓迫感配合得當。

在鏡頭運用上，Murrow 反駁 McCarthy 指控其為共產主義者的電視直播時，鏡頭誇張特寫 Murrow 真人的側面，然後又對焦其在直播電視上的面孔，在兩個不同的地方，觀眾見到的都是同一人，聽到的都是同一番話，暗示 Murrow 為人正直，無論鏡頭内、鏡頭外，都是言行合一、值得信賴的人。George Clooney 也善於透過側面描寫來反映人物，除了從同事口中傳達 Murrow 的愛國正直，也從廣告上著手，片中有一 Kent 香煙廣告，首先說看廣告的觀眾多為有一定教育程度，智商不低，不易為廣告所動，因此煙草商選擇了 Murrow 的節目，宣傳 Kent 的過濾嘴最佳，購買 Kent 才是明智之選，這從側面反映了普遍美國民眾都視 Murrow 為賢明的化身，進一步強化 Murrow 在觀眾心目中的賢明忠貞形象。

然而，本片只集中於描述 Murrow 怎樣與 McCarthy 在電視上周旋，較多著墨讚揚 Murrow 的傳媒風骨，以致未能完全反映 McCarthy 的真實面貌，歷史上的 McCarthy，其魔爪觸及美國各個領域，如國務院、國防部、印刷局等等，單是 1953 年，其委員會就進行了 600 多次 “調查”行動，以及 17 次電視轉播的公開聽證會，不單透過“支持共產主義”的罪名清除掉許多要人，還燒掉近 200 萬冊疑是“危險書籍”的書本。

My Rating: 8/10　or　B+ on a scale of A to D